摘要：但这些题目似乎更适合另外的文章。 ...
[3]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因此，如何安排各种权利类别的位置，切实反映了转型社会中的现实诉求，也成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指引。社会转型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涉关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等全方面的转型。
概言之，只有共同体成员给其所给，才能得其所得。任何一个宪法权利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都可以认为是某一社会特定需求的反映，宪法权利通过反映特定的社会需求来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所谓核心权利，它是基于维系共同体的普遍道德所衍生的人权的实证化。第二，宪法权利结构不仅是对宪法权利分类的确认，更是对各种类型权利相互关系的安排，它是对社会转型渐进性和层次性的宪法确认。从方法论角度而言，上述建构路径同样难逃洁难。
而关于宪法义务冲突的解决模式，其实就是基于宪法价值判断的法技术运用问题，它隐含在宪法价值体系之中。因此，人权不是普适性的，也不能被视为所有国家宪法权利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一书以时间为序对此也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早期主要观点有（1）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公平、公开、听取意见、顺序、效率原则。并且不同的行政程序的价值又分别为民主、秩序和公平。[35]权力的失控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终与法律设立权力的目的相悖。在司法中因规则的适用导致不公正时，法律原则可直接适用以填补法律适用的不足，以资平衡与救济。
因此，行政程序法规定的简易程序、紧急程序等只是基于公正的时效性而作出的应对性规定，所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其实就形象地说明了其追求的价值是正义，而不是效率，效率在这里无非是检验正义的一项衡量或评价指标，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是具体的法律规则，不是法律的基本原则。
正义相对于公正而言，更具有抽象性与不确定性，与主观上的联系更紧密，正如博登海海默所指出的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因此，行政行为失序最终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失序，市场经济失序其实只是行政行为过程性失序的必然结果。（4）认为从现代各国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该有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9]可见模式一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定位，行为模式、语言模式、文化模式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抽象概括，无非就是公正与效率两个问题。（2）认为应在效率与公正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当效率与公正发生冲突时，公正优先。[19]即使在建立法治社会的今天，只要是客观地看待，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我们也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基因的延续。并且，对于虽然实体正确，但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不赋予其法律效力，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同时彰显。
关于行政程序法的价值，《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一书列举了如下观点：（1）有的学者同意美国学者盖尔洪的说法，认为行政程序法总体上具有效率性、公正性、正确性、可接受性四大价值。不过，自然秩序更多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社会秩序则主要是一种人造的秩序和建构的秩序。
而学者们所说的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无非是在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指引下并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原则规制下的立法追求的内容模式。如果行政程序法缺失公正，行政秩序的建立只能靠强权以维持。
建国后，共产党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思想等运动更是将国家国家权力驯养成一匹羁骜不顺的烈马。[17]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328页。在这种政权结构中，国民通常的精神状况肯定是忧虑不安的。并且必须得到严格遵守。正是基于行政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本性，笔者认为，效率永远不能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价值，行政程序法关于时效的规定也只是公正要求下的应有之义。一时的权宜也许可以收一时之效，但规则却从此再也无法恢复其信用。
[32]就控权论而言，行政法也的确有控权的目的存在。（2）行政程序原则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程序法定、相对人参与、公正、顺序和时限等。
将行政公正作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更是基于我国传统行政权力强大无边的现实。如果行政程序法丧失公正，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囗号就只能靠空洞的政治宣传去欺骗、愚弄自己的人民。
周安平，单位为苏州大学法学院。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失法定的行政程序对行政权力的恣意妄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约束，行政权力或多或少游离于程序的僵绳之外而为羁骜不驯的野马。
[2] 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应建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一书也对学者的观点作了归纳：（1）主张应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就法律而言，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形式模式和内容模式，前者如行政法学界所讨论的法典模式：或者是法典模式或者为单一法规模式。就平衡论而言，完全可泛化为任何法律的理论基础，其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就不具有特定的考量意义。立法机关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选择，强化某一方面作用，这种选择将使一国的行政程序法形成一定的目标模式。
但是，如果该人的权力是以完全专制与任意的方式行使的，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就是纯粹的专制政体现象。事实上，程序法定原则已内含了依法行政的要求。
[26]所谓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也只不过是一种分析的方法而不是一种价值追求的目标。纯粹的专制君主是根据其自由的无限制的意志及其偶然兴致或一时的情绪颁布命令和禁令的-------这种纯粹的专制君主的行为是不可预见的，因为这些行为并不是遵循理性模式，而且不受明文规定的规则或政策的调整。
（3）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目的应是效率为主，公平为补充。[20] 田成有《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6-57页。
行政行为的突然性、特殊性、不一致性代替了一致性、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的秩序要求，行政行为始终处于变化不定，忽左忽右的领导人的意志之中。本文认为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原则与目标模式是三个不同位阶的概念，法律价值制约着法律原则的选择并最终决定立法内容的目标模式的定位。[36] 关于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请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第24页。近年来观点有：（1）程序法定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公平原则。
[31]笔者认为，将控权论抑或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提法是颇值得商榷的。来源：《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进入专题： 行政程序法 行政秩序 行政公正 。
假设自然无序可言，人们就会被反复无常的自然命运折腾得翻来覆去，人类将发疯，世界将混乱不堪。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在于规则的切实与普遍地得到同遵守与执行。
野蛮行政、粗暴行政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基层的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之中。[25] 郭于华对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福建美法村的社区史》一文的评议，王铭铭、王期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24页 [26] 参见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17页。
